海上风行请大餐，每人需要一洋宽，主人宴客殷勤甚，坐定先教点菜单。主人独自坐中间，诸客还须列两班，近者为尊卑者远，大清会典全可删。大菜先来一味汤，中间肴馔难叙详，补丁代饭休嫌少，吃过咖啡即散场。
诗中描述当时上海人开始学吃西餐的有趣情境，还没吃到饭菜就先来一大碗汤，接下来端上难以解释的奇菜怪肴，柔软甜嘴的布丁竟然取代米饭，喝完咖啡，一顿饭就此结束。这首诗已将“考非”改称为咖啡了，显见越接近民国，译名越统一。
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将外来语coffee的译法，统一为“咖啡”，之前的奇名怪语“磕肥”、“高馡”、“黑酒”、“考非”或“加非茶”，已成趣史。
然而，早在 1877年丁日昌的《抚番开山善后章程》，即出现“咖啡”一语，这比《中华大字典》早了 38年。民国以后编撰的《中华大字典》是否以之为本，这不无可能。至今我尚未找到比《抚番开山善后章程》更早书写“咖啡”两字的官方文献或中文字典。据此推论，1877年丁日昌拟定的章程，有可能是中国最早出现“咖啡”字眼的官方文献。
咖啡流通于中国市场的历史推测
可以确定，同治年间（1861～1875），最迟 1870年以后，中国已买得到焙制好的咖啡熟豆。中国台湾出版中英文对照的《美国油匠在台湾》，是 1877～1878年间美国钻油技师络克，到中国台湾苗栗出磺坑钻取石油、建设当地所写的日记，这也是中国第一座机械探钻的油井，正逢巡抚丁日昌推动现代化建设。这本中国台湾钻油日记描写了作者在台湾府（今台南市）和台北大稻埕买饼干、牛奶和咖啡充饥的情景，足以证明当时的宝岛已有咖啡交易。
另一本中国台湾出版的《福尔摩莎及其住民：19世纪美国博物学家在台湾的调查笔记》，作者美国博物学家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在书中提及 1874年冬季搭船从中国台湾到澎湖马公，下船看到一名久咳不止的老妇，于是拿出传教士送的咖啡粉给老妇，并教她加糖煮热来喝，果然帮她治好了咳嗽。
这两本老外所写的台湾游记，以及上述清末民初的诗词，足以证明最迟在 1870年以后，中国市场上已有咖啡熟豆或咖啡粉的商业买卖。这应归功于晚清在列强压迫下，设广州、上海、福州、天津、厦门和台湾等通商口岸，洋货源源而入，沿岸官员或商贾赶流行吃西餐，咖啡才逐渐渗进中国人的餐饮中。
明朝无咖啡
不过，大陆和台湾有些人认为，早在明朝时期，中国人可能已接触咖啡了。中国台湾最盛行的说法是，1624～1662年荷兰人殖民台湾的38年期间，已将咖啡熟豆甚至咖啡树引进台湾。大陆也有人猜测早在 1600年左右，明神宗万历年间，意大利神父、学者利玛窦已把咖啡带进大明王朝。
但我认为这些臆测几无可能发生，原因很简单。荷兰东印度公司直到1696～1699年才从印度西部马拉巴移植咖啡苗至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试种成功（请参第三章），换言之，在此之前的荷兰殖民与利玛窦传道中国期间，东南亚是没有半株咖啡树的，何来引咖啡入中国的可能！
再者，1645年以后，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意大利威尼斯才出现咖啡馆，咖啡全由也门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口，是极为昂贵的商品，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每年要花费现值 10万元人民币购买咖啡为公主解咖啡瘾，当时的咖啡如此珍贵，荷兰人绝不可能早于欧洲抢先引进咖啡到喝茶的中国。我认为咖啡迟至清朝道光帝、咸丰帝、同治帝统治年间，列强侵略中国，随着鸦片、西餐与国外商品一起进入中国的可能性最大。
明朝亡于1644年，而咖啡到了1696～1699年才扩散到东南亚，从时序来看，大明王朝引进咖啡熟豆或荷兰人 1624～1662年殖民中国台湾期间，从印度尼西亚引进咖啡树到台南，是不可能发生的，况且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史料不曾提及此事，且明朝文献也寻不着近似“咖啡”发音的只言片语。
然而，中国的茶文化却在 1405～1433年郑和7次下西洋期间，引动了咖啡普及化进程。郑和下西洋最远航至东非与阿拉伯半岛，顺便将中国的茶砖、茶具与冲泡方法介绍给伊斯兰教国家，当时的咖啡在伊斯兰教世界尚未世俗化，仅限于宗教与医疗用途。耐人寻味的是，郑和完成7次远航的 15世纪以后，咖啡在中东地区发起波涛汹涌的世俗化运动，老百姓打破禁忌开始畅饮咖啡，这与郑和的宝船舰队，引进交谊功能的中国茶艺文化，刺激咖啡往民生需求大步迈进不无关联，研究咖啡饮料史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茶艺文化确有可能促进咖啡世俗化的脚步，这应该是大明王朝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贡献吧。
中国最早咖啡产地考证
至于咖啡树引进中国的时间，也落在晚清时期，但中国最早栽种咖啡的地方不在云南朱苦拉，而是在台湾台北近郊的三峡山区。日本殖民时期（1895～1945）的台湾总督府技师田代安定考证后，1916年编写的《恒春热带植物殖育场事业报告》（第一辑第200页）写道：“1884年德记洋行的英国人布鲁斯（R.H.Bruce）从马尼拉引进 100株咖啡苗，由杨绍明种植于台北三角涌（今新北市三峡）。”
任教美国哈佛大学的乔·温生托夫斯基博士（Dr.Joe Wicentowski）所著的《台湾咖啡史：从出口导向的生产端到消费导向的进口端》（History of Coffee in Taiwan from ExportOrientedProduction to ConsumptionOriented Import）也采用中国台湾咖啡栽植肇始于1884年的说法。因此，台湾种咖啡的历史，较之云南朱苦拉咖啡始于1892年、1902年或1904年的三种说法都还要早，是有根据的。
云南咖啡起源说
19世纪中叶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势力稳定后，开始北望好山好水的云南，中法战争结束后，1887年10月清廷被迫开放云南的蒙自为通商商埠，法国势力进入云南。法国田德能神父，奉大理教会之命，到现今大理宾川县平川镇朱苦拉村传教并盖一座天主教教堂，田神父有喝咖啡习惯，于是引进一株阿拉比卡咖啡树，来源不详，有说从越南引进但实已不可考，田神父的咖啡树就栽种在教堂旁边，它后来成为云南咖啡的始祖。
然而，田神父在教堂旁种下咖啡树究竟是何年？目前有三种版本。
（1）1981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的马钖晋副所长实地考察与访问 1903年出生、当时年高78岁的老社员杞永清，老先生回忆，曾听过田神父仆人的高龄社员提及，咖啡树是传教士种在教堂旁侧，收获后除了自己加工饮用外，还送到大理总教堂。属小粒种，来源不详，推算约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所植。
（2） 然而，2008年3月云南一家公司召集近百家的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通讯社和网络媒体，齐聚朱苦拉采访中国最古老的咖啡树，并铺天盖地发表千余篇文章，“朱苦拉是中国咖啡活化石”、“发源地”这样的形容密集曝光，更将田神父在朱苦拉种下咖啡的年代往前挪了 10年，界定在1892年。至今仍有许多文章采用1892年的说法。
（3）2010年4月，海南省科协委员陈德新在《热带研究科学》月刊发表文章“宾川朱苦拉咖啡最早引种史考”，他引经据典，证实朱苦拉引进咖啡的年代是1904年，而非1902或1892年。
《宾川县志》载道：“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法天主教传教士田德能，受大理教区教会派遣，带法国人鲁鸿儒、四川人邓培根，到宾川地区传教……”另外，《云南天主教史》第428页记载：“教堂名及地址：天主教堂，宾川州平川朱苦拉，创建时间：光绪三十年（1904年）。”史料证明，田德能神父确实在 1904年首次踏上宾川州，到了朱苦拉才出资兴建教堂，并种下第一棵仅供自己饮用的咖啡树。
但仍有人质疑此论，云南保山咖啡农潘启佐告诉我，当地咖啡农均认为保山潞江坝新城的土司，早在 1892年以前就从边境引进咖啡树，甚至流传土司吞下咖啡果而便秘的笑话，如果传言属实，那将是咖啡史上，人体肠胃发酵咖啡的首例。但这只是传说并无史料左证。截至目前史料，台北的三峡早在1884年就种有咖啡，这里仍是华人最早栽种咖啡的地方，然而当年种下的老咖啡树已不知去向，殊为可惜。可喜的是云南朱苦拉村1904、1908、1912年间种下的百年咖啡树，有24株存活至今，成为中国最古老的咖啡树。
以上内容源于《世界咖啡学 : 变革、精品豆、烘焙技法与中国咖啡探秘》由专业咖啡人韩怀宗推出，不但修订了台湾版中介绍的咖啡历史、产区、精品名豆等内容，还新增专门章节，介绍中国大陆咖啡产业的发展历程。在书中，作者详述咖啡发展的四波浪潮，并以大量实验数据揭秘世界著名咖啡师烘豆、冲煮技艺，人文与科学兼容并蓄，满足咖啡职人和咖啡迷对专业知识的渴求。
喝咖啡是一种日常行为，学咖啡是一种生活方式。
完整呈现咖啡史观：梳理咖啡的起源、发展与人文轶事
精品咖啡与产地：囊括亚、非、中南美洲各产区的咖啡豆种介绍
咖啡烘焙与萃取：用数据和案例详解第三波烘焙技法进化，独家预言第四波浪潮
咖啡在中国：细数中国咖啡产业发展历程，介绍中国主要咖啡产区
点击"阅读原文" 入手
韩怀宗亲笔签名《世界咖啡学》
赞赏
长按二维码向我转账
受苹果公司新规定影响，微信 iOS 版的赞赏功能被关闭，可通过二维码转账支持公众号。
免责声明：杭州酷德教育官网转载上述内容，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完整性、合法性、可操作性或可用性承担任何责任，仅供读者参阅！
